■本報記者 溫才妃

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的推進，博士生擴招成為學界熱議的一個話題。很多人擔心博士生招生數量的增加會帶來人才培養質量的下滑，不時發出反對之聲。但從中國人口規模、高等教育發展速度來看，適度擴招仍將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博士生如何擴招？可以選擇的路徑多種多樣，如在現有情況下整體擴招、向科技實驗人才傾斜性擴招、對專業博士進行擴招等。“相對于這些路徑，基于博士類型多樣化的擴招是最優選項。”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曲阜師范大學副校長胡欽曉表示，除目前的學術型博士、專業型博士之外，我國高教界還可以借鑒國外的實踐博士、論著博士、新制博士等多種學位類型。

類型多樣化是時代所需

《中國科學報》：能否簡要介紹一下博士學位類型多樣化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胡欽曉：在高等教育先發國家，博士學位類型的多樣化早已先行先試。事實上，從哲學博士到專業博士，再到一系列專業博士，這本身就是博士學位類型多樣化的發展明證。

上世紀90年代，僅英國大學就設有哲學博士、課程博士、論著博士、新制博士、專業博士、實踐博士、遠程博士等多種類型。在培養模式和方法、學位要求等方面，這些類型各具特色。之所以產生如此多類型，也是英國政府應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高等教育國際化競爭與挑戰等諸多方面的結果。

簡而言之，時代在變，博士類型也需要相應變化。

《中國科學報》：為什么說在我國博士類型多樣化的擴招是最優選項？

胡欽曉：我國博士有學術博士和專業博士兩種類型。但只有兩種類型既不能適應知識生產轉型的需求，也不能適應終身教育的需求；既不能適應博士學位規模擴張的需求，也不能適應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需求。

不能適應知識生產轉型，緣于知識生產不僅涉及英國學者吉本斯提出的“模式1”（學術型）、“模式2”（實踐型），還涉及“模式1.5”（學術實踐混合型），甚至涉及“模式3”（純粹實踐型，比如大國工匠培養）等。

不能適應終身教育的需求，緣于目前的博士教育大都實行學歷、學位教育。一名本科生或碩士生即使將來在工作中作出再大努力，取得再多的成果，如果不參加博士生入學考試，也很難獲得博士學位。

不適應博士學位規模擴張的需求，緣于目前的擴招往往基于單一類型，如教育博士一次招收50人甚至上百人，這會影響到博士生的培養質量。歸根結底，博士生教育屬于精英教育的培養類型。

而要想適應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需求，一定要看學位的最高層，即博士生的培養類型、質量和數量，在確保質量的基礎上，從量的方面思考。只有多元、多型的博士群體才能適應國家建設對多樣化高層次人才的需求。

此外，如果其他國家的博士類型培養是多樣化的，我國仍堅持學術與專業兩種類型，這無疑不利于提升博士生培養的核心競爭力。不能滿足多樣化需求，不但會造成本土生源外流，也會阻礙國際生源流入。無論從何種層面來看，博士生多樣化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多種類型均有借鑒價值

《中國科學報》：英國有各種類型的博士學位，對于中國而言，有哪些是可以借鑒的？

胡欽曉：都有可借鑒之處。如哲學博士，通常在培養中不開設課程教學，而是致力于原創性研究，強調與現實價值關涉不大的“純粹知識”創新。

從是否開設課程教學來看，我國當下的學術型博士更類似于英國的課程博士，即在哲學博士培養過程中加入課程成分。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博士在我國是缺失的，而這種博士學位又非常重要，是實現重大理論原創性成果產出不可或缺的博士類型。很顯然，課程講授很難催生原創性成果，只有教師和學生都成為研究者，相互切磋、相互琢磨，才能夠產生原創性成果。

比如專業博士，在歐美已涉及眾多專業領域，而目前我國的專業博士僅有6種，不但與專業領域的多樣化不相稱，還與目前我國開設的40種專業碩士不相稱。

還有論著博士。上世紀90年代，我國曾設有“在職人員申請博士學位”的類型，這種類型大致與論著博士相似，后來卻逐步淡化甚至是完全消弭了。該種博士的最大特色是能夠適應終身教育的需求，“以成果論英雄”。論著博士的設立，不但可以使已獲得碩士學位者的創新和發現得到制度化的認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他們終身學習的動力和愿望。

再比如實踐博士。眾所周知，衡量音樂、舞蹈、繪畫、書法、設計等專業水平高低的標準，通常不在于高水平的學術論文，而在于相關人員能否創作或彈奏出高水平的曲目，能否創作或表演出創新性的劇目，以及有沒有令人嘆為觀止的繪畫或設計作品等。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這些曲目、劇目、繪畫作品等都可以發揮與學位論文相同的“可公開、可評價、可借鑒”的功用。

換句話說，我們完全可以通過“中國知網”等學術平臺，將這些成果展現出來，以證明他們與博士學位授予的標準是相匹配的。

《中國科學報》：上述可借鑒的博士學位，如果要在中國落地，將面臨怎樣的挑戰與機遇？

胡欽曉：必須注重中國的本土特色。制度的直接移植往往是不可取的。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本土化改造甚至創新，不但能夠有效避免“南橘北枳”，還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從思想意識來看，一定要打破理論與實踐二元劃分的慣性思維，任何事情除了“一分為二”，還可以“一分為三”，甚至“一分為多”。此外，還要打破學術與應用分高低貴賤的傳統思想，深刻認識到，無論是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無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都可以到達人類認識和實踐的高峰。

從學科領域來看，哲學博士應該重點在數學、物理學、歷史學、哲學、倫理學等基礎學科設立；專業博士至少應該在現有專業碩士學科類別上增設；實踐博士應該在藝術學、影視學、舞蹈學、設計學等學科設立；論著博士則可以放寬至任何學科門類，從而讓在職人員能夠“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從探索路徑來看，要堅持質量與效益的均衡發展，堅持試點與推廣的有序變革，這是引進和創造新型博士的不二法門。時機成熟時，可在英國現有博士學位類型之外，增設“純粹實踐博士”——這類博士不看論文能否發表，而看實踐創新能力；不看身份出身，而看原創性技術。

事實上，我國早在古代就已經存在諸如“醫博士”“茶博士”“磨博士”等稱謂。只不過這些稱謂受傳統思想意識的影響，被逐漸低俗化了。設置“純粹實踐博士”不但能為大國工匠提供被認可的機會，也能更有效地解決“卡脖子”的技術難題。

我國歷來不乏奇思妙想之人。如果能夠為他們提供更加寬廣、多元的進步階梯，將有利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百舸爭流的知識創新社會的早日形成。

避免博士類型之間的“隱性漂移”

《中國科學報》：在我國，博士學位類型多樣化，是否會降低博士生培養質量，被公眾質疑為“注水”？國外不同類型的博士是否曾被公眾質疑？

胡欽曉：我們常說“質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線”。進一步來講，“質量更是博士生教育的生命線”。作為學位層級的最高級，博士生教育如果缺失了質量要求和保障，必然會走向終結。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種新型博士的產生都會面臨公眾質疑。1810年在德國柏林大學產生的哲學博士，曾被廣泛批評為“不實用”；1922年哈佛大學設立教育博士，后來也被廣泛批評為向哲學博士漂移，并最終在2009年被教育領導博士所取代。當然，英國博士學位的多元化發展，同樣被公眾質疑為“注水”，如“遠程博士”等。

為了應對公眾質疑，不但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局制定了相應博士類型的國家標準，各高校也都為保障博士培養質量作了明文規定。

《中國科學報》：對于博士學位的質量把關，您有何建議？

胡欽曉：如果把哲學博士、專業博士、實踐博士等比作一個個菜系，有著多元菜系的飯莊無疑更能迎合多樣顧客的口味；如果把多元博士比作高等教育叢林中的參天大樹，大樹的多種多樣也無疑是森林良好生態的重要標志。然而，無論是“菜系”還是“大樹”，質量上乘、根深葉茂是它們能夠生生不息的根本保障。

嚴把多樣化博士的質量關，可從以下層面入手——

首先，新設博士類型前要進行充分的論證，制定國家標準的同時，要在試點的基礎上有序推開，避免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治理困境。

其次，嚴把博士入口關，對申請新型博士的資質進行嚴格的考核和把關。

第三， 嚴把培養關口，尤其是充分發揮導師或導師組的作用，樹立導師或導師組是博士培養質量第一責任人的意識。

第四， 嚴格規定博士類型間的邊界，避免博士類型之間的“隱性漂移”。尤其是在我國，專業碩士與學術碩士的培養有同質化現象，隱性漂移已發生在一些高校的專業碩士培養中。因此，更應避免各種類型的博士向學術博士的隱性漂移，“名異實同”是博士多樣化發展的最大天敵。

第五， 嚴把學位授予關口，建立內部評價和外部評價相結合、同行評價和大眾口碑相結合的綜合評價體系。讓所有能夠證明博士水平的成果“可公開、可評價、可借鑒”，這是確保博士質量的基本底線。一言以蔽之，基于“學術成就”和“學術聲望”的學位授予機制，也是確保博士質量不滑坡、不注水的最后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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