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最遲在2030年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進而全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2050年愿景。
10月13日，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簡稱“COP15”)正式通過《昆明宣言》。宣言承諾確保制定、通過和實施一個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扭轉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并確保最遲在2030年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進而全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2050年愿景。
在具體執行層面，《昆明宣言》承諾，將加快并加強制定、更新本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優化和建立有效的保護地體系；積極完善全球環境法律框架；進一步加強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現有多邊環境協定的合作與協調行動，以推動陸地、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恢復。
值得注意的是，《昆明宣言》還承諾，將增加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實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所需的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
毫無疑問，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進程中，“技術、知識共享和創新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科學院植物所研究員馬克平說，很多承擔重要生物多樣性保護責任的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如何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便支持這些發展中國家更可持續地使用當地生物資源，這成為未來十年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的重要關鍵。
讓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
10月13日晚，在COP15高級別會議新聞發布會上，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表示，《昆明宣言》在全面回顧權威科學研究和國際進程的基礎上，重申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以2050年愿景為目標達成的共識和高層對話成果，強調了應對全球環境危機與挑戰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表明了各方為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作出的政治宣誓與承諾。
趙英民介紹，《昆明宣言》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內容。
一是要做好頂層設計和配套保障措施，推動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展示生物多樣性價值，促進其在國家政策、法律、法規、規劃等領域的主流化，為各國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提供基本保障和支撐條件。
二要完善環境法律框架，從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角度，推進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促進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
三要針對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驅動因素，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和應對措施。
四要強調利益攸關方參與，鼓勵相關部門和利益攸關方做出貢獻，促進多邊環境公約和國際進程的協同增效。
作為2021東盟輪值主席國，文萊初級資源與旅游部部長阿里表示，生物多樣性保護不僅需要區域間的合作，更需要國際間的合作，需要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共同參與，通過跨部門合作，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將有助于確保全球生物多樣性得到充分保護。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伊麗莎白·穆雷瑪表示，《昆明宣言》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宣言，強調了包括各締約國、利益攸關方、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等在內的全方位參與。
伊麗莎白·穆雷瑪強調，《昆明宣言》提出了一個有效的、具有監控性的新機制，這對架構非常重要，也是在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中被忽略的部分。
《昆明宣言》承諾，將確保制定、通過和實施一個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扭轉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并確保最遲在2030年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進而全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2050年愿景。
“《昆明宣言》本身展現了各國部長們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承諾，以及已經準備好采取行動的決心，這帶給我們無窮的希望。”伊麗莎白·穆雷瑪表示。
加大力度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支持
《昆明宣言》還承諾，將增加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實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所需的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
在資金方面，中國將率先出資15億元人民幣，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中方呼吁并歡迎各方為基金出資。
此外，在步步逼近的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危機面前，技術共享的需求也很迫切。
“近年，馬爾代夫已經損失約20%的沿海土地。”馬爾代夫環境、氣候變化和技術部長阿米納特·肖納表示，“我們希望能夠在2030年實現零碳排放等目標，如果沒有發達國家的支持，這些目標將不容易實現。我們希望國際社會能夠幫助我們解決海洋知識有限的問題，把發達國家的已有經驗分享給我們。”
隨著現代技術發展，eDNA技術、無人機、遙感技術、合成生物技術等現代技術發展，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新的可能性，而公平、公正的技術分享渠道和模式，有助于推動這一可能性在全球成為現實。
開普敦大學南非研究所主席瑞秋·溫伯格強調，今天我們站在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相互關聯的關鍵交叉點上，面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公平、公正地分享技術所帶來的惠益是非常重要的，知識產權方面的差異仍然是阻礙全球充分參與技術發展的重要因素。
先進技術的共享還需要匹配執行人才等應用能力建設支持。野生生物保護學會(美國)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王愛民告訴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隨著生物多樣性保護要求越來越高，很多新的技術手段不斷應用到保護工作里，對一線保護人員的技術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比如我們在保護區周邊建設的SMART智能巡護系統，可以讓巡護員在巡查保護區的過程中通過手機APP采集動態數據，再上傳到服務器進行整理、分析、歸納。”王愛民表示，但智能巡護系統的高效運轉，需要巡護員熟練操作手機APP并及時分析后臺數據。“目前我們在數據分析方面的技術力量仍然非常短缺，這也降低了實際工作效率。”
除了支持先進技術共享，《昆明宣言》還強調重視生態保護區原住民的技術和文化。作為地區生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尊重和合理利用原住民的技術和文化成為落實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基礎。
“其實當地人有很多好的保護模式，是我們應該去學習、去參與、去了解的，我們開展物種保護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當地人合作，尊重他們的文化，同時學習和借鑒當地很多好的保護經驗。”王愛民表示
“在物種保護方面，政府是主要行動者，但是光有政府是不夠的，生態保護、物種保護一定是一個全民參與的過程，缺乏全民參與的保護行動時間或資金成本都會很高。所以我們要注重當地人參與，鼓勵社區、當地居民參與生態保護行動，培養和增加全民生態保護意識。”王愛民說。
中國科學院植物所研究員馬克平表示，原住民具備的許多傳統知識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作用，不能忽視所謂的“低技術”，通常是低技術在各地生物多樣性保護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要將低技術和高技術相結合，使得技術從科學上可行，經濟上也能被接受。
瑞秋·溫伯格同樣強調，我們需要充分意識到所有知識體系在促進創新和解決問題中的重要性，“目前(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創新方式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我們應該推動這些技術和創新在適當的時候與現代科學融合。”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