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戰略部署的基礎上，2022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全面推進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五個振興”，做到統籌部署、協同推進，抓住重點、補齊短板。就此，筆者近期已深入到廣東的河源、清遠、湛江等農村展開了較為廣泛的實地調研，從中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五大振興”中人才振興的極端重要性。可以說，沒有人才振興，產業振興將無智力之源，文化振興將無智慧之魂，生態振興將無智能之泉，組織振興將無智謀之托。

鄉村要全面振興，急需“雙創”(創新、創業)人才。照官方的說法，農民工、大學生、退役軍人、婦女構成了返鄉入鄉的四支創業隊伍，而筆者實地調查發現，科技人員、留學歸國人員和城市白領也是返鄉入鄉創業的基礎陣容，且官方數據支持了筆者的結論，即在2021年中國返鄉創業青年占比中，城市白領返鄉創業比例最高，其次為農民工。多股主流部隊匯集，組成了一幅“田秀才”“土專家”“鄉創客”、能工巧匠和技能大師在廣袤鄉村大地上競技共舞的才智拼圖。可以說，這些返鄉入鄉人員已經完全顛覆與改寫了數千年來中國農民灰頭土臉的自然表象與眷念農耕的生存方式，在他們身上，不僅攜帶著一定的知識儲備，還懷揣著相應的專業特長，不僅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閱歷經驗，還手握著相對廣泛的人脈資源，不僅展現出順應城鄉融合的駕馭能力，還串流著產業要素嫁接配置的跨界思維。

拿返鄉的農民工來說，他們的就業活動范圍往往遍布于三線以上城市和發達地區，很多人在第二、第三產業的各個崗位上多次發生職業變動與遷移，經歷了產業化、現代化培訓，積累了大量知識技能與工作經驗，其人力資本水平與其走出農村時的狀態相比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另外，農民工又具有在農村和城市兩種不同狀態下生活的經驗，既了解城市的文化特點與生活環境，又熟悉鄉村的文化習俗與風土人情，由此決定了他們可以較好地整合城鄉各類資源與要素，達到優勢互補的資源配置效果。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的觀點，人力資本是凝結在人身上的知識和技能等，其獲得途徑包括教育、培訓、遷移等，而這些途徑幾乎在農民工身上都獲得了充分地體現，最終效果既比通過學校教育獲得的人力資本更具精準性，更適合在農村創業創新的需要，同時意味著當年走出農村的一個勞動力，回來的時候其生產力可能會相當于幾個勞動力的生產力甚至更高，能力“倍增”效應顯著。

【資料圖】

來自農業農村部的調查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各類返鄉入鄉創業創新人員達到1120萬人，同比增長10.9%，而在返鄉入鄉創業項目中，僅有20%回歸種養業，主要從事規模種養、特色種養和育苗育種，有60%以上具有創新因素，85%以上屬于一二三產業融合類型，55%運用信息技術，通過開辦網店、直播直銷和無接觸配送等打造了“網紅產品”。這種“雙創”結構說明更多的返鄉入鄉人員傾向于對“農業+”或者“種植+”的跨界配置以及對關聯產業的高位嫁接，籍此催生出的大量新業態與新模式不僅使得農村產業增值功能被充分挖掘出來，同時一個更具深遠影響力的經濟結果是，由“農業+”加工流通形成的延伸型農業、“種植+”林牧漁形成的循環型農業、“農業+”旅游、康養形成的體驗型農業，以及“農業+”文化、教育、培訓形成的智慧型農業作為全新的成長基因對鄉村產業體系構成了重新洗牌與組合。

進一步分析發現，由返鄉入鄉人員串起的“人才鏈”進而嫁接出的“產業鏈”，其經濟學意義并不止于產業迭代升級層面。一方面，無論是能力素質結構還是經營管理行為方式，返鄉入鄉人員相比于傳統的農耕人員有著鮮明的區別，這一重要的商業主體變量所代表的無疑是中國農村經營細胞的革命性再造。可以說，40多年前農村承包制所引起的農業經營主體(由生產隊到農戶)的變革是由農民自身發動，那么新的經營主體嬗變使命則由返鄉入鄉人員來完成。

另一方面，按照勞動經濟學原理，產業層次與就業人數成正比關系。農業農村部的統計數據表明，目前農村返鄉入鄉創新創業覆蓋率達到83.6%，即每100個行政村中有83.6個返鄉入鄉的創業項目，平均每個返鄉創業創新項目可吸納6.3人穩定就業、17.3人靈活就業。這種由新業態形成的強大就業吸納力，釋放的社會意義不僅僅意味著農民可以就地找到工作，更多彰顯出的則是中國最多人數群體身份的切換，即廣大農民蛻變為農村產業工人，并且這一新興職業群體的財富獲取與創造能力、爭取社會平等與自我發展的能力都將伴隨地位與角色的變遷而增強。

但不得不正視的是，在一個基礎設施健全、人口集中、資源優勢明顯以及商業近場效應十分強烈的城市創業如今本就不易，那么進入到無論是生活條件還是工作環境根本不可與城市相提并論的農村創業，其遭遇的掣肘定然會更多，尤其是試圖搞出點帶有創新意義的響聲恐怕更是難上加難。為此，立足推動鄉村人才振興，政策層面需給予返鄉和外來創業人員充沛的能量配給與支持。

首先，要跟進及時而充分的金融資源支持。據筆者調查，在所有障礙因素中，返鄉入鄉人員碰到的普遍性難題就是資金瓶頸以及融資困難，而農業農村部就此給出的官方數據是，有高達50.48%的返鄉入鄉人員存在啟動與后續資金不足的困擾。對此，在為返鄉入鄉人員提供創業資金補貼與獎勵的同時，政策工具完全有必要做出特殊性安排。除了定向的信貸支持外，鑒于絕大多數返鄉入鄉人員財務能力并不厚實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信用風險之憂，可以開發與推廣保險擔保的融資模式，同時公共財政根據擔保成效跟進獎補，由此聚合成服務于返鄉入鄉創業人員的“政府+銀行+保險”增信鏈條。

其次，要構建出鄉村人才創業的風險化解與分散機制。返鄉入鄉創業者的資金一般初始規模都比較小，市場風險承受能力較弱，搞不好極有可能引起整個家庭的財務危機。對此，一方面要組織創業者加入各種合作社等集體經濟與聯營組織，同時成立行業協會，形成“創業企業+合作組織+行業協會”的命運共同體，有效增強市場談判能力。另一方面，要創建鄉情濃厚、產業集中、營商環境良好的返鄉入鄉創業產業園以及各種項目孵化基地，將創業企業引導歸集到園區與基地體系之中，降低或者減免其廠房租金、衛生費、管理費等非經營性成本的同時，讓創業企業享受要素供給、物流配給以及產品配套嫁接等便利性服務。

再次，要賦予入鄉創業者的農村特殊要素獲取權。進入農村創業的人才隊伍中，不少是城市科技人員、留學歸國人員和城市白領，甚至還有許多的城市退休職工，這類人入鄉創業碰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安居問題，因為他們在農村沒有房屋，租借農民的住房又達不到自己的工作和居住要求，試圖在農村建房也沒有法定資格，為了吸引、留住與穩定這類創業人群，政策方面可以考慮允許他們購買農村的閑置宅基地，但同時劃定持有年限，期滿后由村委會收回并交由原農戶共同持有。目前來看，不少地方的農民增建了新房后，留下了大量的宅基地，并且無法還田復墾，而是成為躺在地面毫無意義的“古董”，不僅造成了土地資源的閑置浪費，更不利于村觀面貌的改善，如果拿出來進行商用重建，便可發揮出最大的價值。

最后，要加快補齊鄉村振興過程中的短板。鄉村振興戰略落地與推進以來，鄉村公路、農民用水用電、5G網絡設施等硬件環境要素得到了極大的優化與改善，但必須明確，只有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城市相應的水平達到均等化，才意味著鄉村振興目標的真正實現，為此，除了實現“城鄉交通一體化”、“城鄉供水一體化”“以及城鄉環衛一體化”外，還要重點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體化”，在農村學校、幼兒園、圖書館、養老院以及娛樂場所等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方面加大力度。也只有這樣，才能吸引更多都市人群向農村流動與居住，也才能引導更多的返鄉人員重歸鄉村創業，商業要素與產業資本也能永久滯留于農村的生活土壤。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文章來源：國際金融報）

標簽： 鄉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