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中國政法大學一名法學界知名的老教授聲討另一名同樣在法學界知名的年輕教授的“公開絕交信”，登上了網絡熱搜。

據發出“公開絕交信”的劉玫教授說，她要絕交的對象汪海燕教授，在過去的20多年間，從留校任教到編寫各類教材，從各級的職稱評定、博士生導師資格認定，再到副院長、院長的任職，都是經由她一手提攜、力排眾議才得以順利圓滿的。

但汪教授卻在確定中國刑事訴訟法研究會副會長的人選時，不懂得感恩，陽奉陰違，假傳圣旨，結果是自己獲選，而又把劉教授落選的責任推給研究會的領導。

教師之間的內部矛盾掛到互聯網上，就成了公共事件。

評判公共事件的前提，是要有雙方發言?，F在只有一方發言，另一方尚未回應。

因此，要合理、客觀地評判事件所涉及的兩位當事人之間的是與非，還時機未到。

不過，網友的言論雖不免隔岸觀火，也部分地反映出社會輿論的傾向。

讓劉教授沒有想到的是，她的行文態度和措辭方式，引起的不是同情而是反感。

整個輿論不是同情劉教授的遭遇，而是站在不同立場對他們倆的譴責。

極端化最容易形成輿論的漩渦，所以即便是需要具體分析的“感恩”，也會被理解成愚昧守舊；需要繼承的對年長者尊重的傳統，也變成了對老年人的聲討。

平心而論，媒體或網絡對于大學校園里負面新聞的嘩然，正說明此類事件并不算多，所以才有“新聞價值”；同時也說明，社會對于大學教育還寄托著希望，仍然把大學教師當成道德水平較高的群體看待。

因此，同居熱搜榜上的鄭州大學一名教師在校內核酸檢測時，醉酒、插隊、打人的視頻中，勸架的青年志愿者才會高聲提醒：“都是老師，你們就是這樣給學生做表率的嗎？！”

教師給學生做“表率”在過去是天經地義的，教師的社會角色就是要“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或“學為人師，行為世范”。

但是，這些年，在大學里講“表率”已經十分罕見，所以志愿者的提醒固然擲地有聲，會不會給那名違規、違法的教師內心以震懾，卻很難說。

表率就是垂范、示范，屬于“言傳”之外的“身教”。它與傳統道德自上而下的實施原則是一脈相承的。

當今大學教師之所以缺乏“表率”意識，當然有對于空話、套話反撥的一面，但其中的原因，卻絕不止于此。

“身教”，講的是“行”。不同于“知”，對于“行”的優劣是由他人來判斷的。“行”得正，“說”才有效力，反之，屢屢“說”而不“行”，不僅沒有效力，反而產生負面作用，故古人始終強調“知行合一”。

但在如今的大學里，“知”“行”分離的現象太普遍，大大影響了“表率”的提倡和開展。

而劉教授的不當之“行”，說明她實際并不真“知”。因為她的施恩均表現在替人謀名、爭權之上，而她所要求的“知恩圖報”，也是在為自己爭名奪利。

從理論上說，要做“表率”，眼光就須朝下，注意接受表率者的反應是關鍵。

就好比教師講課，只管自己講，完全不顧學生的反應，只能說是自我感覺良好，絕不能算是教學好。

可是，由行政主導的教學管理，正在讓“教學好”的教師角色變得泛化。

講不好課的人，可以通過申請或參與教學改革項目而成為“優秀教學獎”獲得者，沒有承擔或極少承擔教學任務者，也可以得到“優秀教師”的稱號。

這等于是鼓勵教師眼光朝上，奔著榮譽和利益去“要”。而一旦眼光朝上，教師也就由原來的“授”轉變成現在的“受”。

“受”之人，是居下者；而居下者因為沒有“表率”的義務，自然不會有“表率”的預期和自律。

大學的培訓化傾向則進一步讓教師的角色發生轉變。因以技術、技能、職業培訓為主，教師與學生之間逐漸成了知識有償服務的關系。

在這個關系中，教師只是一個秉持“以學生為中心”的知識服務員，按需授課，按勞取酬。

彼此地位平等，也沒有“表率”的必要。

從志愿者的提醒也可以看出一種期待上的錯位。在一般人或學生的眼里，教師應該是給學生做表率的。

但是，實際情況是，大學的氛圍和機制正在讓教師失去原有的角色認同。

因為在大學里，教師不再是“主人翁”，只不過是擁有一份相對穩定的教書職業，固然不比他人卑賤，但也不比他人高尚，因而是否具備“表率”的資格也成了一個問題。

至少在自我意識中，那個做“表率”的角色似乎是在漸行漸遠的。

沒有“表率”意識，就不會對自身有所要求，對自身行為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也難以作出清晰的預判，即便像劉玫教授這樣行內知名的老教授也不能幸免。

因此，面對“公開絕交信”，人們同樣有理由發出“都是老師，你們就是這樣給學生做表率的嗎”式的質疑。

由于過分“行政化”帶來的等級制和極端“公司化”帶來的經濟差距，讓大學不再是理想主義者詩意的棲息之地。

而只有現實主義者的自我展示和相互博弈的場所，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斯文”的。

因此，對大學過于理想化的期待只能讓“知”“行”分離或無“知”無“行”變得越來越明顯。

劉玫教授從教40余年，為中國政法大學的二級教授，還要為一個二級學會的副會長而公開絕交。

拋開名利不談，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哪怕是校內僅次于資深教授的文科二級教授，仿佛也感覺不到應有的尊重。

因此，現實地看，既然表率作用的前提條件是自上而下的，那么提高每位教師的實際地位，讓教師成為學校的真正主人（而不是為生存需要的打工者），就是當務之急。

只有令人尊重，才能產生榜樣意識，也才會愿意為做表率而超越自我。

當然，“教師”對較高道德水平的追求，不僅是為了滿足社會的期許，也應該是一個自我要求，行內知名的教授更應如此。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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