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周期”常有，但“超強鴨周期”不常在。近期因白羽肉鴨苗價飛漲，也讓2019-2022年成為過去十年間其祖代存欄量變動最大的三年，導致在“鴨周期”中出現了罕見的大幅價格波動，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超強鴨周期”。

價格大幅波動后，留給產業的往往是一地“鴨毛”。政策端和產業端該如何形成合力走出這輪“超強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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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鴨周期”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鴨肉生產國和消費國，鴨的存欄量占世界的60%左右。本次引發關注的白羽肉鴨，是肉鴨中占比最大的品種。《2022年上半年中國白羽肉鴨產業生產現狀與展望》顯示，2021年我國肉鴨產業中，白羽肉鴨品種占比達到80%，其他肉鴨品種占據20%市場份額。白羽肉鴨主產區主要在山東、河南、安徽等地，養鴨主要圍繞糧食主產區、主要消費市場展開布局。

劇烈的周期波動，給產業帶來的影響是負面的。山東畜牧協會種鴨聯盟理事長、山東臨朐昌盛禽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長勝此前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在白羽肉鴨行業過去三年的低谷期，很多企業在此期間陸續倒閉或是負債累累。

那么，這種“鴨周期”從何而來？

北京工商大學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洪濤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般而言，農產品都有一個時間周期，即養殖時期、上市、加工、銷售等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價格會呈現一些波動，如季節性波動、區域性波動、質量波動、品種波動，在市場價格學領域，叫季節差價、區域差價、質量差價、品種差價的波動，并且呈現出價格與供求的“蛛網效應”。

在養殖周期之外，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長、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進一步指出，資本、囤貨、市場、自然災害等都會對周期造成影響，如2010年的“蒜你狠”和受非洲豬瘟影響后我國生豬價格2019年猛漲。

“‘鴨周期’其實一直存在，只是沒有這一次明顯。因為鴨的產量、市場占有率等沒有豬的大，‘鴨周期’以往獲得的關注也比‘豬周期’少。”宋向清稱。

政策扶持并不少

事實上，為擺脫各種“周期”對行業的影響，近年來，無論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對家禽及整個農牧行業的產業規劃、扶持政策并不少。

2019年，《全國水禽遺傳改良計劃(2020-2035)》提出，到2035年，建立完善的現代肉鴨、蛋鴨、鵝和番鴨商業育和體系以及半番鴨繁育體系，培育水禽新品種、配套系10個以上，自主培育的肉鴨品種的市場占有率達到80%以上。

2020年，《關于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2143號建議的答復摘要》提到關于積極協助擴大家禽外銷，制定家禽養殖產業扶持政策等相關問題。

2021年，《“十四五”全國畜牧獸醫行業發展規劃》創新提出構建“2+4”現代畜牧業產業體系，著力打造生豬、家禽兩個萬億級產業和奶畜、肉牛肉羊、特色畜禽、飼草四個千億級產業。

具體到地方，公開資料顯示，武漢市政府對于當地的養鴨規模達1000只的給予鴨棚建設費1000元，同時還扶持周轉金貸款5000元。

而在產業端，行業內對信息對稱、規范發展的需要，也使得眾多肉鴨相關的聯盟在各地逐漸成立。如2020年10月成立的山東種鴨聯盟，其微信公眾號每天發布鴨苗、種蛋、今日淘汰種鴨的價格和漲跌幅，這種明確的報價也為養殖端提供了行業變動的參考。

“保證行業穩定，需要政策端和產業端形成合力。”宋向清建議，由政策引導補貼和收儲托市，同時由政府或龍頭企業建立跨區域、權威性的信息平臺，供養殖、流通端兩端參考，指導各方科學養殖，進而平穩市場。

走出周期非易事

就如何走出“鴨周期”而言，宋向清認為這比走出“豬周期”更難。

“農產品周期性波動大，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建立能夠穩定農副產品供求關系的市場機制，這個機制的前提是對產量進行較為精準的統計。”宋向清解釋道，然而由于鴨子的養殖周期短，白羽肉鴨一年幾乎可以出欄8茬，當前對鴨的整體產量統計并沒有生豬那么精準，相對而言也不好預測。

另外自然災害、飼料價格、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都會對產量、價格的穩定造成沖擊。

事在人為，要盡力維持行業穩定、價格穩定、走出周期，宋向清認為還是需要多途徑共同發力。

“首先是信息對稱，市場上供求關系前期的變化一定要讓種植戶、養殖戶、經銷商知曉，大家才能知道種什么、養多少、進多少貨，這個環節需要政府多搭建信息交流平臺。其次，盡可能減少自然災害對農產品種植、養殖的影響，農戶、企業和主產區政府要加強農產品種養殖的基礎設施建設，如倉儲系統、經銷渠道等，實現抗旱、防澇、疫情防護。再次，加強對養戶的培訓，使其掌握技術和市場知識，學會科學養殖。最后，財政稅收方面也應給予一定支持，如豬行業的‘收儲’也可借鑒在鴨的主產區進行小范圍試點。”宋向清說。

另外，洪濤指出，通過期貨市場套期保值來避免市場價格波動、政府采購和拋售以及“鏈式發展”等，都可以作為回避市場風險、共創利益空間的舉措。

（文章來源：北京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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