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遒

近年來，我國研究生報考人數激增，形成了一股“考研熱”。從數據看，2022年全國碩士生報名人數為457萬，比前一年增長21%。此前的增長率在2021年與2020年分別為10.9%和17.2%，只是2019年為21.8%，略有超過。

一項統計結果表明，哈佛大學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數比例曾位列所有被統計高校的最后一名。英國某著名研究所里，其獲得最高工資的是一名吹玻璃工。

如此鮮明對比，說明什么問題呢？

專業教育上移至研究生階段

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研究生制度原則上在京師大學堂創辦時就已建立，但人數在民國乃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寥寥無幾。改革開放后，我國恢復了研究生招生，研究生人數才有所增長。

1980年，我國研究生與本科生之間的比例為1：40，至1985年，其比例上升至約1：19.5。彼時，高校為提高自身地位與聲譽，紛紛要求成立研究生院，招收更多研究生。社會也需要較多高級學歷的人才，這進一步激發了研究生人數的增長。

至2005年，我國研本生比為1：8.8，2010年為1：8.3，2015年的數字基本維持不變，這表明研究生與本科生大體按比例同步增長。2017年，這個比例才稍有增長，維持在比1：6稍高。而到2020年，研究生增幅接近10%，年增長率達到從未有過的近兩位數，在讀研本生比升至1：5.8。這個比例與發達國家大體相近，甚至有過之。它與本文開頭提到的2019年考研人數大幅增長有密切關系。

可以看到，我國在讀研究生人數的增長起伏較大，大體上是2017年后才快速增長。

從高等教育體系內部看，最大的變化是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1.4%，進入“普及化”階段。2020年迅速達到54.4%。這意味著國民的文化水平總體上大幅提高。同時，本科教育中通識教育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這表明，許多研究型大學本科教育有以打好學業基礎和加強交叉融合能力的“通識化”為主體，而將較強的專業教育任務上移到研究生階段的傾向，且這種傾向有越來越擴大到一般大學的趨勢。

對于學生而言，這種趨勢具有促進教育個性化的優點。因為高中生在剛進入高校時，往往對專業的性質、前景以及自身興趣、愛好和特長并無充分了解，他們大多在進入大學學習后才對專業有所認識，并了解其是否適合自己。因此，“考研”是使自己“專業化”，以及選擇比較理想的學校與專業的一個途徑。

從社會角度看，目前我國經濟正在轉型，真正的科技創新型企業并不算多，吸納專業人才的能力還不夠強。而且，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用人單位的崗位培訓能力也較弱，它們往往要求新職工“即來即上手”。

記得上世紀60年代，我國有的著名高校的畢業生以對某種機器“閉著眼睛也會拆卸裝配”而聞名。這種人才在偏狹的專業知識領域十分嫻熟，但肯定很難適應當下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現實。這就會產生對學生知識能力和態度的素質結構“通識化”新要求，與社會多數企事業單位“一來就能動手”的“舊常規”之間存在矛盾。加之受整體經濟形勢的影響，國內本科畢業生就業難度加大，這些因素使不少本科畢業生將考研作為推遲就業、尋找更好出路的策略。

同時，由于世界范圍內疫情猖獗與國際形勢云譎波詭，相當一部分原來打算去國外讀研的人轉向國內，這也是考研人數一時增加的另一個原因。

解決“學歷崇拜”問題需要“伯樂”

至于“學歷崇拜”“文憑至上”等現象，不能不說也是“考研熱”的另一個原因。但這種現象長期存在。

總體上，各種“文憑”或“資質證書”對學生的知識與能力結構提出一定要求，因此可以算作一種相對簡單的識別人才的通用辦法，當然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

對于人才市場或企業而言，從機構正常運轉與發展的角度，它們還是愿意使用“性價比”最高的人才，并不過度要求學歷與資質，因為這些機構對優質人才的付出往往明顯高于普通人。

東南沿海城市的一些高等職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之所以就業相對容易，原因就在于大多數高職院校具有校企結合、產教融合、協同育人的人才培養優勢，其絕大多數畢業生都能直接進入對口行業工作。企業何樂而不為？當然，這是對多數非創新型高科技企業而言的。

隨著新經濟的發展，產業不斷升級、科技和工藝迅猛更新，上述職業院校中，相當一部分專科將提升為本科，甚至會適當招收一些專業研究生，使其更能適應時代發展進步的需要。這與盲目的“學歷崇拜”“文憑至上”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如何能在眾多高校畢業生中物色到合適的人才卻一直是個難題。一般企事業單位從高校畢業生中招收新職工，除了“學歷證書”“資質證書”“到校考查”等辦法以外，通常只有“面試”這一招。

然而，人性是多元的，一個人的真實本領很難通過一次“面試”就能完全顯露。因此，“學歷崇拜”盡管不理想、存在片面性，但在大規模人才選擇中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制度化，因此恐怕也是長期難以避免的。

要徹底解決上述問題，只有依靠鑒別人才的人——“伯樂”。但“誰是伯樂”又是個問題。

此前曾有過一項統計，哈佛大學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數比例位列所有被統計高校的最后一名。對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贊揚說，這說明哈佛大學確實是鶴立雞群，敢于聘用沒有博士學位但具有真才實學的人任教。

這正像當年蔡元培先生將只想來北大當學生的梁漱溟聘為教師。這在當下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國規定學校“辦學自主權”，就是給這種打破常規的做法留下實施空間。但這種事例畢竟是少數，因此“學歷崇拜”在某種程度上將持續存在。

不過，“學歷”畢竟不能代表知識、能力、態度等素質。“高分低能”與“低學歷高能力”的人同時并存。如果將拔尖人才看成是“狀元”，那“行行出狀元”就是常態。

那么，這個“拔尖”是從哪一方面來看呢？我認為絕不是所謂“五唯”，而是講貢獻、講創新。

筆者曾多次說過，在英國某著名研究所，獲得最高工資的是一名吹玻璃工，美國某研究所工資最高的是一位熟知各種材料性質、能根據科研工作需要合成調配出適當材料的技師。然而，在當下的中國，如果你的身份被定為“工人”“技師”，即使你的能力再強、貢獻再大，至少在學校里，你休想獲得教授的待遇。

這種制度規定使“學歷崇拜”成為一種絕對、不合理且扭曲的“常態”。它無疑就是“五唯”頑瘴痼疾的一種。不消除這種狀態，就只能讓“學歷崇拜”繼續肆虐。

聯系到“考研”問題，研究生當然是比本科生更高層次的“學歷”，卻并不是更高層次的“人才”。所謂“高層次人才”，是指其對事業、對國家人民作出了出類拔萃的貢獻。貢獻越大，人才的檔次越高。

目前，我國研究生除了有碩士和博士兩種學歷上的區別外，還有學術型和專業型之分。不過無論是哪種研究生，“研究”總是其基本任務，只是對象和內容有所不同而已——學術型研究生要求在學科的學理上有所創造發現，專業型研究生則要求在職業的“產品”與工藝技術上有所創新與發明，能解決專業領域里的各種實際問題。但其成果不管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總要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這就與一般做常規工作的有很大差別。因此，沒有癡心于研究的興趣和愿望的人是不宜當研究生的。

將“考研熱”控制在恰當程度

當下我國出現“考研熱”的原因錯綜復雜，既有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某些精英高校將本科教育“通識化”，并將專業教育上移到研究生階段的實情，也有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對高層次人才需求導致的研究生人數的合理增長。

此外，確有部分企事業單位和人才市場存在“學歷崇拜”的傳統觀念，盲目追求高學歷，把學歷看成是知識與能力的體現，以為具有高學歷的人能力一定更強，同時存在著“高學歷低使用”的人才使用不當的問題。另外，一些臨時性因素，如疫情、出國難等也助推了“考研熱”。

既然問題是復雜的，解決途徑也需要有針對性。

在高等教育內部，應該對高校層次結構加以區別。在研究型大學里，多數畢業生可以以考研為主渠道；也可以鼓勵普通高校中有較強研究志趣與能力的學生考研，其余為適應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背景，在拓寬學科寬度的基礎上，多與應用部門加強聯系，以便早日投入實際工作。

對于高職院校而言，要繼續發揚校企結合、產教融合、協同育人的優勢，在經濟轉型、升級的新形勢下，適當拓寬學生基礎，并創造條件，逐步將專科升為本科，使之有較多適應性，以應對未來可能的職業變換。

高等教育結構的這種變換將使高職院校與普通高校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以致消失。它們共同培養生產、服務第一線的基本工作人員。如此，高等教育普及了，研究生就不可能也達到“普及”程度，他們不再是“精英”，只是更“專”一些。

在此情況下，本科生與研究生人數比例以多少為宜需要根據社會發展情況研究確定，目前很難得出明確結論。同樣，社會環境也要作出必要調整，要摒棄“學歷崇拜”觀念。企事業單位也應加強崗位培訓。目前有的科技企業已在加大研發經費投入，崗位培訓也是這些企業的重要任務。

此外，在人事待遇政策上，企事業單位要以業績與貢獻作為衡量標準。也就是說，“制度”不應將人分為三六九等，不管何種職業與“頭銜”，其所做出的貢獻是不會“封頂”的，因此各種崗位、頭銜的待遇也不能設定不同的“天花板”。說得直白一些，工人的待遇不一定比教授差。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只有從兩方面發力，我們才能將過分的“考研熱”控制在一個恰當的程度，使高等教育走上正規的發展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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